如何使商標注冊不再“惡意”？
2020-09-02 17:04:49
想必消費者對阿迪達斯的“三葉草”標識一定非常熟悉，近年來，市場上出現了相似的“三葉草Sanyecao及圖”商標。對此，阿迪達斯提起了商標無效宣告請求。該商標被維持注冊后，阿迪達斯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經調查發現，除了申請注冊“三葉草Sanyecao及圖”商標外，該企業還申請注冊了“Chanail彩奈兒”、“澳利澳”、“歐松朗”等一系列與知名商標相似的商標，其行為具有復制、抄襲他人高知名度商標的故意，屬于商標“搶注”行為，嚴重擾亂了正常的商標注冊管理秩序。
阿迪達斯的遭遇具有一定代表性，如今，商標惡意注冊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商標制度的健康發展。針對商標惡意“搶注”及囤積現象，我國商標行政管理部門該如何應對，法院又該如何審理相關案件？
近日，在“規制商標惡意注冊民行程序的交叉與優化”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建議，在司法實踐中，要規制商標惡意注冊行為，應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同時，要讓惡意注冊商標者無法從中獲益，方能有效打擊惡意申請注冊商標者的“積極性”。
惡意注冊應規制
作為一家知名服裝品牌，優衣庫在我國各大商場隨處可見。近年來，該品牌的權利人日本株式會社迅銷卻被兩家中國企業在多家法院提起批量訴訟，訴由全部是商標侵權。其中，在上海法院審理的十幾起案件中，法院認為，原告就相同事實在全國各地法院提起批量訴訟，明顯具有通過利用注冊商標進行批量訴訟，以獲得多重賠償之意圖。
優衣庫品牌權利人被訴商標侵權是很多知名品牌商遭遇商標惡意注冊的一個縮影。2017年，我國商標注冊申請量超過500萬件，比上年增長55.7%，申請量和增速均創歷史新高，且連續17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商標注冊申請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商標惡意“搶注”及囤積現象大量涌現，嚴重阻礙了我國商標制度的健康發展。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祝建軍介紹，在司法實踐中，商標惡意注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惡意“搶注”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標，隨后指控商標在先使用人侵犯其注冊商標專用權；二是行為人囤積大量他人在先使用商標，不以使用為目的，而是通過銷售商標進行牟利。
“商標惡意注冊與我國商標法保護商標權的本質相悖，導致我國的注冊商標制度被嚴重異化。此外，商標惡意注冊還擠占了有限的商標資源，牽制消耗了大量執法資源，損害了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導致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受到破壞，應受到規制。”祝建軍表示。
雖然商標惡意注冊行為受到業界一致“聲討”，相關部門也采取了諸多措施，但打擊效果尚不盡人意。國家知識產權產權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處長孫歐介紹，在規制商標惡意注冊方面，我國民行程序都有相關規定，并采取了諸多措施，但在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商標惡意注冊的內涵和外延不明晰，業界對其認識不一；駁回商標惡意注冊申請缺乏明確規定；各部門打擊商標惡意注冊的法律適用和標準不統一；在個案中打擊商標惡意注冊的效果有限等。
他山之石可攻玉
我國商標法沒有明確的法條對商標惡意注冊行為進行規制，但我國商標法第七條規定，申請、注冊和使用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祝建軍表示，誠實信用原則的功能是民事行為的指導功能和適用法律時的漏洞填補功能，因此，在規制商標惡意注冊行為時，建議適用誠實信用原則，這實質上是否定了惡意注冊商標行為的法律效力，有利于及時維護市場經營者的合法權益。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稱上海高院）知識產權庭法官陶冶在接受采訪時認為，“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果在司法判決中使得商標惡意注冊人無法獲利，這種行為自然會被規制。比如，在優衣庫商標侵權糾紛系列案中，上海高院審理了其中的11件，審理結果均為被告的行為構成侵權，停止使用涉案商標，但不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其原因在于，涉案注冊商標未投入實際使用，權利人系存在利用注冊商標不正當獲利的惡意等因素，基于公平合理、誠實信用原則，上海高院在判決時對賠償條款進行了突破性適用，這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可與肯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年，美國專利商標局推出的隨機審查計劃和商標使用證據舉報項目，旨在打擊商標虛假申請或惡意申請，該措施或許對我國打擊商標惡意注冊有所啟發。美國飛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布萊特·海夫納在接受采訪時介紹，隨機審查計劃是指美國審查員有權要求商標持有人提交額外信息，比如商標使用證明、展品和宣誓書等，以證明商標確實正在使用。實施該政策后，大約73%通過“馬德里體系”及65%通過《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申請注冊國際商標并獲準注冊的權利人無法按要求提供指定產品的使用證明，因而導致其注冊商標的部分或全部被撤銷。
“在美國，很多商標申請人在網上找一些免費圖片，將其申請注冊為商標，而圖片權利人若要維權，只能啟動商標異議或撤銷程序，該程序費用較高，而商標使用證據舉報項目則為權利人維權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其可以向美國專利商標局寫舉報信，提供權利證明，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布萊特·海夫納向本報記者介紹，美國采取的這兩項措施受到了權利人的歡迎，其不僅降低了維權成本，還縮短了維權周期。
